《纽威评论》由一群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创办，分为英文与中文两个版本。英文版本致力于把北美华人社区多元的状态呈现于主流社会，并且就诸多社会议题做出自己的表达。中文版本则把议题范围扩大，内容辐射到包括美加英澳港台等地区的人文，历史及时事。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希望可以给读者提供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及“问题意识”。对于各地华人的历史，现况与未来，我们也会做全新的梳理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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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开篇文＊＊＊＊＊＊＊＊＊＊
全球化，文明冲突论，与“世界华人”的历史角色
文/ 赵一昉
（《经济学人》2016年7月30日至8月5日期刊的封面）
（一）认知全球化
已故的政治学家Samuel Huntington（亨廷顿）在他的成名作《文明冲突论》预言了这样一个世界：地球上的几大文明因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不可协调性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冲突，而这种基于文明体系的冲突将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缘由。
现在还很难说他的推论是否已经成为现实。只是当人们看到炸弹在巴黎爆炸，中东是一片乱局的时候，我们不禁会想起亨廷顿给我们留下的文字。事实上，文明的冲突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及网络化的时代，不会仅仅体现在国际政治中“国与国”这样传统的框架内，而战争也只是冲突最极端的手段而已。所谓“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碰撞，已经拉近到了一个城市的范围，如伦敦，巴黎这样的“世界城市”(Cosmopolitan Cities)，就同时并存着不同的“文明”社区。正是因为文明碰撞被拉到如此近的距离，潜在的冲突变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想想多少在欧洲大都会作案的恐怖分子其实是土身土长的“欧洲人”。
面对如此局面，一些人类似乎做出了反应。英国通过公投决定了脱离欧盟，而在美国，不少民众通过力捧川普得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民粹抬头，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横行于世界不同的脚落。仿佛彼此不定和谐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在宣读同样一份纲领：
既然彼此无法兼容，不如郑重壁垒分明。
笔者可以理解这些人的情绪，却不认同他们的面对现状的解决方案，觉得这更多是种盲动。很多人忽略了全球化的结果不简单是把不同文明体系的人拉到了“面对面”的距离。事实上，全球化同时也让不同的文明，文化进入到了成千上亿个人的体内。一个人若是常看好莱坞电影，就会有“美国元素”在一个体内；而常吃寿司，就会有“日本元素”在一个体内。不少全球化学者都指出，人类实际处于一种文化“混合体”的状态。这种“混合”并非简单的“一加一式”的拼装，也不是完全建构新的全球文化，而是每个个体都在体内承受着不同的文化元素。当然，每个个体经历身份的不同会导致这些元素结构与比例的不同。正因如此，笔者不认为“文明冲突”的灾难性是不可避免的。当一个人的思维都可以同时容纳不同的文明习惯及价值，为什么文明与文明之间就不能达成某种程度的理解与体谅呢？
另外，全球化不光是人类主观地靠拢，也是技术更新客观的结果。诚如奥巴马所言，全球化即成结果，无法逆转。大航海不能逆转，飞机不能逆转，互联网更是不能逆转。人类注定要走得更近，而我们要思考的应该是如何在全球化的框架下使得人与人变得更和谐，财富的分配变得更均匀及合理。反过来思考，倘若没有全球化，现在很多人所诟病的事情同样存在，顶多是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有些地区没有了全球化，贫富差距也会巨大，倘若社会体系不能做到平衡。有些地区没有了全球化，或许贫富差距不见了，那可能是因为进入了“均贫”的状态。而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自动化的冲击下，也不会因为没有了全球化，就能得到质的提升。
《经济学人》杂志在英国脱欧公投后的那期封面标语很有意思 － Divided We Fall。而笔者思考的核心在于我们实际不可能“分离”，何不认真思考如何相处？
（《经济学人》2016年7月30日至8月5日期刊的封面）
（二）“世界华人”的历史角色
常看国际新闻就可以认知到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分子给世界造成的困扰会是这个时代的“世纪主题”。在西方世界生活的穆斯林如何与外界相处，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族群的“历史使命”。而非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人物，媒体，普通民众如何公正，客观，理性地面对穆斯林族群，亦是一大课题。
二十一世纪另外一大主题便是“中国崛起”。而中国崛起的实际效果是庞杂且多层次的。从地缘政治，到企业扩张，再到留学潮，移民潮，“中国因素”正在从各个层面影响着整个世界，不论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又或者被认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全世界的非中国大陆地区（此处包括香港与台湾地区）如何处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世界”这样一种新常态则真的是种历史性挑战。
目前来看，整个世界面对这个“新时代”时是有一种不知所措感的。大家似乎不是那么知道该如何妥当地去面对这股力量，以及这股力量所衍生出的人们。不论从媒体，还是民众的情绪，笔者都有观察及感受到这种不知所措。在香港与台湾，近年都爆发了实质针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运动。在拉美与非洲，面对中国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爱恨交错。而在笔者生活的加拿大，都会区的房价危机，主流媒体有意无意地都把矛头指向华人资本。而一部关于温哥华华裔富家女生群体的真人秀亦成为了视讯网站Youtube上的焦点。这些反应，情绪及举动，有些合理有些不合理，有些是积极的，有些是消极，抵触，甚至是对抗的。而各地所呈现的这种不知所措，分析起来无非是被意识形态的局限，利益驱动及“心理状态上的不适应”这三个因素所影响。
然而，中国面对世界也同样在经历一种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措一直在被两种极端对立的思想情绪间的拉扯所主导。一方面，“百年国耻”的历史叙述仍然是“国民教育”最根本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论中国实际的国力和地位到了什么程度，似乎自己还是那个被列强欺负的“弱者”。世界好像缺欠了中国什么，他者似乎永远是不怀好意的，而中国还有那么一股气要去证明。这种悲情意识，受害者心态一直还笼罩着这个正在崛起的中央王国。当然这个政体也的确需要这份悲情。另一方面，随着崛起，一种可被称之为“中国胜利主义”的自大式情绪也在滋长。不少中国人面对世界开始有种“征服者的狂妄”。他们开始认为“外国人”很多是无知，幼稚，缺乏智慧的。他们内心所希望实现的就是取代并且重复一个“美国式”的中国霸权。尽管中国官方无数次强调了自己追求的是“王道”而非”霸道“，他们却渴望中国变得更强势而非“软弱”。
世界的不知所措与中国的不知所措并存与交错正是二十一世纪另一个重大的潜在危险。而每当笔者想到此处，都不经要问何以自处？准确地说，像笔者这样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该如何自处？
首先，“海外华人”这个名词就值得玩味。一方面，这个名词背后所承载的语境在政治上是中国大陆所需要的。背后的逻辑就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理应成为“祖国崛起”的延伸。而这种视角，往往也被世界所运用。其结果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带给世界的所有一切正面与负面，华人这个族群都要某种程度地概括承受。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不论是土生华人，新移民，留学生，中国籍，非中国籍，只要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作为一个族群都渐渐成为了很多社会最为关注的族群之一。事实上若没有“中国崛起”这个因素，很多地方的媒体并不会把关注的焦点过分投射到海外华人身上。这是一种不公平却客观存在的现实状态。而这份现实对这个族群来说既是一种额外的压力，亦可以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那么，这个族群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历史角色呢？
思索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在笔者看来是要确认这个族群的“世界性”。过分追求纯粹和本质，正是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危险所在。从历史上的纳粹德国到而今的极端伊斯兰主义，甚至西方社会日益滋长的右翼排外情绪，无不都强调某种身份，文化，价值观的“纯粹性”与“本质性”。这就是为什么“海外华人”这个名词不应该再成为生活在非大中华地区华人的总称。“海外”的意涵是“客居”，这种定义已经不能客观诠释华人作为整体的实际存在。“客居在海外的纯粹中国人”顶多是生活在世界各地华人当中的一部分人而已。事实上很多华人已经是“生活”而非“客居”在世界各地了。太平洋，大西洋，南洋不再是“海外”而是“海内”。把华人定义为“世界性族群”的核心意义就在于客观呈现这种华人作为一个族群本身的多元性及混合性。这个族群的光谱从“客居在海外的纯粹中国人”到“长着华人脸孔的纯粹当地人”都有，而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作为不同程度的“混合人”。而这个族群里占绝大多数的“混合人”应该努力去打破“中国对外延伸的代言人”和“全盘去华化”两个极端的二元迷思，从而扮演起“中国崛起后的全球化世界”中融合者的历史角色。